疊加認證能顯著提升消費者對食品質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額外支付意愿。采用專業(yè)大戶、合作社和龍頭企業(yè)三類現代農業(yè)生產經營主體的數據，利用Heckman兩階段選擇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農產品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多重認證行為后發(fā)現，生產主體的多重認證行為除受生產主體的經營規(guī)模、人力資本、自有品牌狀況等個體特征與市場結構特征顯著影響外，還受到市場激勵、主體責任壓力和交易成本的顯著影響�？傮w而言，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認證行為是在自身能力及環(huán)境約束下的成本收益權衡，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多重認證行為更主要是受市場激勵和主體內在責任的驅動，而非政府的規(guī)制壓力。

    信息不對稱被認為是食品安全問題發(fā)生的本質原因。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被交易雙方認可的質量認證可使高質量產品與一般產品相區(qū)別，從而避免逆向選擇的發(fā)生。食品安全質量具有的信息不完全、外部性及公共品特性，迫使政府介入食品質量安全市場以避免市場失靈。實施質量安全準入標準是目前各國政府進行食品質量安全治理的基礎，而以各類質量安全準入標準為基礎的標準認證體系在實際應用中已經成為政府規(guī)制食品安全市場的重要工具。一系列研究表明，標準認證體系能夠從提升生產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兩個方面改善生產主體的績效水平。

    目前我國農產品市場上主要存在兩類標準認證體系，一類是以“三品一標”為代表的產品認證，另一類是以HACCP、GAP為代表的過程管理認證。這些認證體系一方面已經成為消費者判定農產品安全質量的重要依據，并影響著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另一方面也已經成為生產經營者進行產品差異化競爭、獲取競爭優(yōu)勢的關鍵工具。這些認證體系還成為浙江省乃至農業(yè)部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監(jiān)管能力的主要載體。截至2013年6月30日，我國各類認證機構頒發(fā)的食品農產品認證有效證書共計93400余張，其中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產品認證和以HACCP、GAP等為代表的管理體系認證各自所占的比重約為10%、18%、58%和14%。對比前幾個季度的數據發(fā)現，相對于無公害產品認證，綠色食品認證、有機食品認證及管理體系認證的比例在逐漸增加。

    國內外研究表明，質量標準疊加認證能顯著提高消費者的信任程度和額外支付意愿，也有研究發(fā)現生產主體會選擇多個認證，而目前國內外關于標準認證行為的研究，針對的大多是單一標準認證行為。國內的研究尤以食品加工行業(yè)生產主體的標準認證行為為主，對農產品生產主體的標準認證行為的研究相對缺乏。Masakure等人曾利用巴基斯坦制衣與食品加工行業(yè)的外貿企業(yè)數據對標準多重認證行為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研究。但由于技術標準已成為發(fā)達國家越來越重要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手段，為進入高價值的發(fā)達國家市場，遵循進口國的各類質量體系認證，已然成為發(fā)展中國家出口企業(yè)的必然選項，故而Masakure等人以跨國貿易為情境得出的結論在農產品國內貿易這一情境中是否適用，還需接受檢驗。

    本文將聚焦生產主體的多重認證行為，利用浙江省食用農產品生產主體層面的數據，探究多重認證行為背后的原因以及影響生產主體質量安全多重認證行為的關鍵因素。

    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認證行為是在自身能力及環(huán)境約束下的成本收益權衡。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生產主體的個體特征如經營規(guī)模、人力資本狀況和市場資本狀況顯著正向影響生產主體的多重認證行為，市場多元化程度越高以及以省外市場為主的經營主體更傾向于多重認證。除此之外，多重認證還受生產主體市場競爭壓力和主體責任感知的顯著正向影響，而交易成本則對多重認證行為存在抑制作用。總體而言，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認證行為更主要是受市場激勵和主體責任的驅動，而非政府規(guī)制壓力的驅動。